摘要：

摘  要：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战略相继提出了“智慧乡村”发展模式，并将智慧乡村作为重要内容摆在了突出位置，深刻阐释了智慧乡村建设意义。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智慧乡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围绕着发展渊源及概念、建设及评价维度、实践经验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当前的研究内容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对发展路径研究较多，通过总结实践过程中的存在问题，提出经验性的发展路径。（2）现有的评价体系的研究较少，无法对现有的智慧乡村试点工作进行一个有效的绩效评价和深刻反思。（3）实践过程中多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甚至将智慧乡村建设等同于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未能发挥出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智慧乡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关键词：智慧乡村；可持续发展；综述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融合。”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建设智慧绿色乡村，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提升乡村生态保护信息化水平，倡导乡村绿色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都把智慧乡村作为重要内容摆在了突出位置，表明了智慧乡村的建设对乡村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将成为未来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2]。

智慧乡村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发展智慧乡村，可以把农村社会经济的大数据整合起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控制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乡村运行效率，促进整个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根本转型^[3]。同时，智慧乡村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城乡空间的分割，可以提高农村资源的流动性，使得城乡发展一体化。

智慧乡村建设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高融合性和渗透性，能够迅速扩大区域农产品的影响力、提升产业链低端环节。同时，信息技术还能整合资源，孕育出新业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助力乡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智慧乡村建设是提高农村居民福祉的重要契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无线移动网络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能够利用手机、电视、广播等信息产品及时掌握信息，抓住个人全面发展的机会，优化生计策略，提高生计资本。同时,智慧乡村的发展有利于建立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提高乡村现代化治理水平，保证了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

因此，智慧乡村建设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对已有的智慧乡村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能更好地指导未来智慧乡村的建设工作。目前国内外对此研究的文献数量不多，结合农村信息化、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的相关文献，对智慧乡村的研究内容进行梳理。

一、智慧乡村的提出与内涵探索

（一）智慧乡村的提出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乡村建设，认为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红利一定在乡村。纵观发展过程，乡村发展经历了信息化、数字化和智慧化这三个阶段。

乡村信息化发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农业信息化，二是农村信息化。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业已引入农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等，被认为是农业信息化的雏形。1994年“金农工程”的提出标志着农业信息化正式起步和快速发展^[4]。2004年“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意义重大，开辟了农村信息化新时代^[5]。《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9）》首次提出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政务管理及农村信息服务中实现应用普及的过程。学者进一步深化农村信息化的概念，概括为采用先进信息技术，开发利用涉农信息资源，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社会进步的现代化过程^[6]。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标志着乡村开始进入数字化阶段。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农村居民的现代信息素养与技能不断提高，增强了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其建设内容包括乡村产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与治理数字化^[7-8]。

受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的影响，乡村智慧化发展的理念开始萌芽。赵静、王玉平认为农业农村信息化是在农业农村的各个环节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工具，初步体现了智慧发展的理念^[9]。聂司琦、黄映晖认为智慧乡村是在数字乡村的基础上向网络化、智慧化方向的发展和延伸^[10]。可见，智慧乡村是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已有的基础和资源上建设的，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更高级表现。

综上，信息化是将智能产品培养、发展成新的生产力，重视网络建设；数字化是基于新兴信息技术，对广泛的、多源的信息进行有效的集成和管理，并加以深度开发和应用，重视数据共享；智慧化是智慧技术、思维、模式和具体领域的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重视数据开放及应用，以期建立一个智能化的活动场域和自主回应型的运行样态^[11-13]。

（二）智慧乡村的内涵

智慧乡村是根据“智慧城市”提出来的新概念，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智慧乡村就是智慧城市在农村的延伸，如，顾彬认为智慧乡村是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手段来改善农村状况，实现农村与智慧城市的无缝接轨^[14]。另一种观点认为智慧乡村是一种不同于智慧城市的新兴概念体，是利用新兴的信息技术改变农村不发达的现状，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如，常倩、李瑾认为智慧乡村是指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在农村乡村治理、产业经营、居民生活、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应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创造性地解决乡村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全面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发展形态^[15]。如，袁宇阳认为，智慧乡村指的是应用一系列的信息技术，注重乡村自身特点，旨在促进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模式^[2]。

在国外，欧盟委员会一直是智慧乡村的倡导者。2016年提出《科克宣言2.0——农村地区的更美好生活》（Cork 2.0 Declaration 2016——a Better Life in Rural Areas），旨在解决农村地区的一些状况，为智慧乡村进程铺平了道路。2017年欧盟议会为应对农村青年人口外流出现的老龄化、乡村边缘化等问题，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响应联合国大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起了智慧乡村倡议。2018年欧盟委员会在布莱德主办了“欧洲智慧乡村行动：为欧盟农村地区创造更光明的未来”联合会议，起草并通过了布莱德宣言《智慧乡村》（Bled Declaration），并明确提出了智慧乡村的概念，新型的智慧乡村是指农村地区以现有的

优势、资源及新的发展机遇为基础，借助信息数字技术，利用文化知识，加强传统和新兴网络服务，造福居民和企业^[16-17]。

与智慧乡村相比，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的各项关键信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政府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契机^[18-19]。一般认为，智慧城市是应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强调了信息化技术的核心作用，更关注大数据以及通过相互关联的数字技术来改变城市运作方式^[20-21]。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与“智慧乡村”都是解决生产、生活、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根据我国城乡功能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及欧盟委员会对智慧乡村的定义，智慧乡村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智慧城市的延伸，应立足于乡村现实问题和发展需求，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乡村建设及其评价体系

智慧乡村有关的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或实证分析，提出了智慧乡村的建设维度（表1）。周文竹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建议重点从智慧农业、智慧农民、智慧医疗和智慧交通4方面建设智慧乡村^[22]。武峰、吴富鹏、王博通过对广州市从化区的实证研究，认为从智慧体制、智慧网络、智慧民众、智慧企业、智慧管理5个方面建设智慧乡村^[23]。张小娟、张振刚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视角将智慧乡村建设内容分为资源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战略子系统和信息子系统，五个子系统互联互通、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智慧乡村的复杂大系统，并根据发展的潜力和需求，不同的智慧乡村应重点着眼于不同的领域^[24]。蒋澄刚、朱进、范奕星等根据智慧乡村的建设的目标，提出智慧管理体系、乡村环境智慧监管体系、乡村智慧服务体系的建设内容，致力于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乡村，人文宜居、文明祥和的宜居乡村^[25]。Mieczysław A、Magdalena Z L通过对波兰智慧乡村建设成果的调研，提出农村功能的发展与创新有关，基于创新的角度从管理、生活质量、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和流动性六个维度进行智慧乡村建设^[26]。Patel B N、Shah R分析了印度的科拉瓦达村，并定义了智慧乡村的建设内容：智能基础设施、智能技术、智能机构和智能服务^[27]。

智慧乡村的评价体系较少，如常倩、李瑾借鉴智慧城市和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评价体系，构建了智慧乡村评价体系的一般性框架，由9个一级指标：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产业经营、精准治理、惠民服务、社会反响、特色指标及31个二级指标构成，未涉及指标权重^[15]。朱文意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智慧农民、智慧环境、智慧基础设施以及智慧医疗这4个一级指标及20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智慧乡村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Topsis法对江苏省2005—2015年进行全面分析^[28]。Maja P W等提出了一个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建议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现有的智慧城市指标相匹配，制定出一个与工业4.0相适应的智慧乡村指标体系^[29]。

从以上研究文献来看，学者对智慧乡村建设及评价维度达成一定的共识，一是确定了信息技术的基础作用，要加强信息技术与基础设施等创新建设；二是以人为本，智慧的农民才能发挥信息技术的先进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地位；三是明确了智慧乡村建设的目的——舒适的乡村生活，例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养老、智慧治理等服务体系。但截至目前智慧乡村建设及评价体系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智慧乡村的建设缺少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政策依据，虽然政策导向明显，但大多数政策与数字乡村、农村信息化建设关联性更强，缺少针对性强的智慧乡村政策和规划加以引导和明确；二是智慧乡村理论与实践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三是智慧乡村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许多理论上选取的指标在实证过程中无法获得的指标数据，且无绩效评价的迫切性。

三、智慧乡村建设实践及发展路径

（一）智慧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践，如2014年北京市在平谷区西柏店村展开智慧乡村试点，在智慧建设方面，将信息技术与生产经营、社会管理、生活服务有机融合，采取的措施有搭建美丽智慧西柏店综合服务平台、开发设施大棚物联网智能监控系统、开发农产品溯源管理系统及数据采集终端APP、开发村内视频监控系统、搭建微信公众平台和智慧信息化系统升级巩固与培训等，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村管理水平^[30]。西柏店村的智慧乡村试点取得成功后，北京市大力开展了智慧乡村建设，截至2020年，已有185个乡村和44个园区参与，实现了“互联网+”的跨界融合。

除了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外，智慧乡村借助的信息技术逐渐多样化，由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如江苏省丰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探索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11358”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打造了数字乡村8个平台，即农业大数据归集共享平台、数字农牧场管理平台、农产品安全溯源监测平台、农村人居环境监测平台、农村电商培育平台、农业农村服务平台、智慧休闲农业平台^[31]。

2017年欧盟委员会启动了“欧盟智慧乡村行动”计划，政府积极推进智慧乡村建设工作，鼓励各项基金予以支持。如希腊基西拉岛2020年开展智慧乡村建设，在现有的资源和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引进农业新技术和智能农业解决方案、加强生产者合作、制定产品营销策略、改善生活服务等^[32]。立宛陶在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坚持以农村居民需求为主，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在农村服务、经济产业、数字技术、伙伴关系、生态保护、社区建设、社会创新、政策规划、生活娱乐、能源创新等方面选择建设侧重点^[33]。

总体来看，国内外的智慧乡村实践多是借助信息技术，自下而上地摸索前进。通过开展智慧乡村试点建设，国内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是缩小了城乡的数字鸿沟^[34]，信息平台具有动员、连接、交互的功能，能够准确、及时地传递信息，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智能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研发投入，降低信息技术使用成本，保确农村居民可享受信息红利，缩小了城乡的数字鸿沟。二是提高了乡村的治理水平，随着“智慧”理念不断深入，政府部门也积极地借助信息技术寻求新的治理手段和方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参与党务、村务、财务管理的便捷途径。三是借助了数字信息等技术手段，发展了特色产业，如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电子商务等。

但智慧乡村具有信息化、多元化、专业化等多种特征^[2]。国内智慧乡村的实践具有一定局限性，目前的智慧乡村建设仍然停留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阶段，也就是说信息化这一特征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但在多元化、专业化方面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多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重点开展智慧乡村的局部建设，如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等。相比而言，国外政府部门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努力应用信息技术带动乡村得到质的飞跃，因此对智慧乡村的建设内容和发展模式考虑得更加全面，同时建立或吸引了各种基金对智慧乡村进行财力支持，如共同农业基金、欧州区域发展基金、欧州宽带基金等^[34]。

（二）智慧乡村发展路径的研究

结合智慧乡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少学者对智慧乡村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对策。这些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

1.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前文已提出智慧乡村的建设缺少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政策依据，现有的相关政策大多与数字乡村、农村信息化建设关联性更强，因此缺少明确的规划进行引导。陈文杰认为智慧乡村建设具有广阔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加强省级层面顶层设计，明确建设目标和评价标准，同时有利于数据资源共享，推动跨部门跨区域合作建设^[35]。

2.坚持以人为本，优先社会创新。随着城市城镇化发展，农村地区出现了人口空心化的现象，留守的人群主要是以老人儿童为主，其次就是因自身能力问题无力进城的人群，存在文化素养与创新意识薄弱、开放性低的问题，可能存在对新兴信息技术无法理解甚至抵触的行为^[36-38]。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一是信息技术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不能存在投资浪费和成本过重无法负担的问题^[38]；二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和创新意识，优先进行社会创新，提高乡村的开放性和社会包容度^[39]。

3.创新信息技术，重视基本设施。郝丽倩、董江爱认为当前智慧乡村建设存在信息技术投入成本高昂、模式传统单一的问题，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奠定智慧农村发展物质基础；普及创新数字技术，降低消费成本；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信息云平台；打造专业技术人才队伍^[37]。Bosworth G等提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流动性不足，智慧乡村的发展要加强数字与社会领域的融合，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引进先进技术，有效替代物理移动的需求^[40]。

4.优先重点领域，实现全面发展。Adesipo A等提出智慧乡村发展要优先发展智慧农业，先进的技术让农业加速发展起来，显著的成就才能够让农民更容易接受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加强农民的能力建设，吸引了人们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可以更容易接受智慧乡村这样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有利于乡村的全面发展^[41]。Stojanova S、Lentini G认为农村发展存在几点问题，一是与主要市场存在物理距离，增加了运输成本；二是农村产品同质性强，缺少竞争性；三是农村的当地条件决定了有限的增长机会。作者通过回顾欧盟的114项智慧乡村政策，提出了智慧乡村并没有一刀切的固定模型，在不同地方模式多样，发展障碍也不一样，要优先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村的经济多样性，促进全面发展^[34]。

5.建立与城市的联系，加强乡村的流动性。Danuta G D对比智慧城市与智慧乡村的概念内涵，基于农村的开放性低、社会资本低、市场容量低等障碍，要建立与城市之间的市场关系^[42]。应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与城市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加强乡村资源的流动性^[43-44]。

四、研究述评及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智慧乡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着概念内涵、建设及评价维度、发展路径和实践经验等方面展开。还需以现有在文献研究为基础，对智慧乡村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深化：

一是当前的研究内容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对发展路径研究较多。通过总结实践过程中的存在问题，提出经验性的发展路径。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根据智慧乡村发展的理论基础，对智慧乡村的概念和内涵特征进一步深化，采用定性与定量的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深入田野调研加强实证分析，以提出科学的发建议。

二是目前智慧乡村的建设缺少考核评价的标准，现有的评价体系的研究缺少一定的可行性，无法对现有的智慧乡村试点工作进行一个有效的绩效评价和深刻反思。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参照农村信息化、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的评价标准，建立适合当前阶段的智慧乡村评价体系，并根据发展的层级不断优化调整。

三是当前的实践多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甚至将智慧乡村建设等同于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未能发挥信息技术对整个乡村建设的溢出效应。智慧乡村建设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驱动阶段，强调用信息技术去解决乡村数字问题；第二阶段是业务驱动阶段，信息技术和乡村发展深入融合，催生了乡村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健康、智慧养老等多领域的蓬勃发展；第三阶段场景驱动阶段，让乡村变得“会思考”，能够自主回应场景需求。因此，智慧乡村要注重乡村的内涵建设，发挥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以快速到达智慧乡村的第二、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