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理论基础、系统机理与实践创新

张文静

摘  要：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视角，构建了“理论-系统-实践”三维分析框架，全面论述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渊源、系统机理、现实困境与实践创新。研究表明：数字智能技术与乡村场域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创新重构农业生产函数、要素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变革保障利益分配公平，形成“技术-产业-制度-主体”四维协同的赋能机制。针对城乡数字鸿沟、要素市场化梗阻等现实挑战，提出基础设施梯度建设、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等差异化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逻辑；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是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现阶段，我国乡村发展战略正处于从传统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引领型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形态，为解决城乡发展差距、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农业现代化水平不足以及农民全面发展受限等系统性难题开辟了新思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为新质生产力支撑乡村振兴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然而，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仍面临理论认知不足与实践挑战并存的困境：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技术应用，缺乏对两者内在耦合逻辑与系统作用机理的整体性探讨；另一方面，城乡数字鸿沟显著、小农户技术采纳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制约着转型进程。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视角，本研究通过构建“理论-系统-实践”的三维框架，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旨在揭示科技创新、要素重组与制度变革协同驱动的系统性规律，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创新与政策设计的双重支撑。

一、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机制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认为导致一切人类社会冲突的原因都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他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生产力三要素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革，劳动者从“体力型”向“数字新农人”转型，数据成为新劳动对象，智能装备替代传统农具成为主要劳动资料。这种变革使新质生产力呈现创新驱动（科技进步贡献率63%^[4]）、要素融合（农村三产融合度提升40%^[4]）、绿色集约（单位GDP能耗下降15%^[4]）三大特征。这一理论演进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解释维度，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重构了农业的生产函数，通过要素融合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绿色发展转变了乡村价值实现方式，从而在理论层面确立了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合法性基础。

（二）乡村发展演进中的生产力变革规律

  从历史发展维度来看，我国乡村发展经历了制度型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机械型升级（农业机械化推广）、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农业）三个阶段，当前正迈向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阶段。这一演进轨迹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始终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国际社会的发展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规律：美国通过精准农业技术实现粮食单产领先，德国借助“工业4.0”推动农业全程机械化，日本依托智能农业缓解劳动力短缺。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更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乡村振兴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乡村发展遭遇瓶颈时，唯有通过生产力系统升级才能打开新局面。

（三）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生产力破解路径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如甘肃省2024城乡居民年收入比为2.97∶1^[5]）、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6]，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23.81%，相对于城镇老年人的占比高了7.99%）、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针对这些矛盾，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效率维度，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截至2023年底超过63%，相较于发达国家的80%仍有差距；在生态维度，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超世界均值3倍；在治理维度，乡镇数字政府服务供给不足。典型案例显示，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通过数字赋能使治理效率提升40%，江苏省智能农业示范区实现劳动生产率3～5倍增长。这些实践印证了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工具创新，更是解决乡村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

二、系统机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四维系统

（一）技术创新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渗透，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的完整传导链条。在农业领域，物联网技术实现作物生长环境的实时监测，大数据分析优化种植决策流程，区块链技术保障农产品质量全程追溯，形成技术协同应用的乘数效应。以山东省寿光市“智慧农业大脑”为例，通过集成应用多项数字技术，使设施蔬菜单位面积产量提升30%的同时降低水资源消耗25%，充分展现了技术创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潜力。这种技术-产业传导不仅发生在生产环节，更通过农村电商、云直播等新业态重构乡村产业体系，有关部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 870.3亿元，比上年增长12.5%，表明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

（二）要素重构

   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生产要素从传统形态向数字化、智能化形态跃迁，形成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在数据要素方面，浙江省德清县整合78个部门涉农数据构建“数字乡村一张图”，实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精准匹配；在人力资本方面，“数字新农人”培训计划累计培养200余万掌握数字技能的现代农民，同时吸引城市科技人才返乡创业；在金融资本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移动支付、供应链金融等方式覆盖3.2亿农村用户，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抑制问题。这种要素重构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通过数据赋能、人才升级和资本创新形成的系统性效能变革，使传统要素释放出新的生产力。

（三）制度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支持。比如在产权制度方面，广东省开展的农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探索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等新模式，已发放数据资产凭证300余张；在治理体系方面，江苏省“不见面审批”模式将200多项涉农服务事项搬到线上，办理时限平均缩短70%；在利益联结机制方面，山东省“合作社+数字平台+农户”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产业链分配关系。这些制度创新不仅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更通过建立数字治理规则、优化政策供给、完善利益分配等方式，构建起多方协同的发展生态，确保创新红利能够惠及广大农民群体。

（四）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也推动了农村产业的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在能源领域，安徽省金寨县“光伏+农业”项目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双重收益；在生产领域，河北省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使化肥利用率提高15个百分点；在生态领域，遥感监测技术大幅提升环境监管效能。这种绿色转型不是末端治理，而是通过智能技术将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推动乡村发展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正在探索出一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现实困境：转型进程中的非均衡性挑战

（一）城乡数字基础差距大

  我国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差距大的问题依然比较明显，截至2023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6.5%，较城镇地区低近20个百分点。在硬件设施层面，仍有约5%的行政村未实现光纤网络覆盖，物联网终端设备在农业生产中的渗透率不足15%。在应用能力方面，农村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中仅23%能够使用智能手机办理基础业务，乡镇干部具备数字素养的比例仅为35.6%。在服务适配性上，现有数字产品设计多基于城市使用场景，仅12%的农业APP提供方言语音支持，导致技术推广效果受限。接入性、应用性和适老性不高，严重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场域的渗透效率。

（二）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梗阻

  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面临系统性梗阻，大多数小农户因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而难以承担技术采纳成本。在数据要素方面，农业数据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价值释放受阻，全国仅7个省份开展数据资产质押试点。土地要素流动存在制度约束，虽然农村闲置宅基地达200万hm²，但入市交易比例不足3%。人才要素方面，县域数字技术人才密度仅为城市的1/5，且存在显著的“引不进、留不住”现象。金融要素配置失衡问题突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中信用贷款占比不足30%，难以满足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需求。

（三）产业链数字化断点

  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存在明显的环节失衡，产后处理环节数字化率低，成为制约价值提升的关键瓶颈。在加工环节，农产品智能分选设备应用率仅为28%，远低于种植环节的65%。在物流环节，冷链断链率高达35%，导致果蔬损耗率较发达国家高出10～15个百分点。在营销环节，仅8%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数字化客户管理系统。这种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程度的非均衡发展，形成显著的“木桶效应”，使得即便生产端实现智能化改造，整体产业效益提升仍受制于薄弱环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技术扩散出现结构性断层。

四、实践创新：差异化实施路径体系

（一）基础设施：智能基座的梯度化建设

  构建适应乡村发展需求的智能基础设施体系需要采取差异化推进策略。在经济发达地区，应重点建设5G+物联网的融合型基础设施，江苏省昆山市已实现5G网络行政村全覆盖，支撑起无人农场的规模化运营。在欠发达地区，则需优先补齐网络覆盖短板，贵州省实施的“村村通光纤”工程使农村宽带平均下载速率提升300%。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避免出现投入浪费。例如，在设施农业集中区应配套建设环境传感网络，而在乡村旅游重点村则需增强公共区域Wi-Fi覆盖。同时要建立“建管用”一体化机制，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运营，陕西省推行的“数字设施管护员”制度值得借鉴。

（二）产业转型：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

  农村产业数字化的转型需要具体针对不同的环节、不同的痛点精准施策。在生产端，重点推广轻量化数字设备，如山东省应用的便携式土壤检测仪，使检测成本降低80%。在加工端，推动共享型智能分选中心建设，浙江省建设的50个产地共享分选中心，服务覆盖率提升至65%。在流通端，发展“数字化产地仓+冷链干线+社区前置仓”模式，京东物流的“千县万镇”计划已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30%。特别要关注小农户衔接问题，拼多多开发的“农地云拼”系统，通过需求聚合使小农户对接8亿消费者。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各环节主体都能共享数字化红利。

（三）制度保障：关键领域改革清单

  制度创新需要聚焦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在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广东省探索的农业数据资产凭证制度，已实现数据质押融资超5亿元。在土地管理方面，海南省试点的“数字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系统，使农户融资效率提升5倍。在金融服务方面，浙江网商银行的“卫星遥感信贷”技术，实现无接触授信100亿元。在监管机制方面，河北省建立的“区块链+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使监管效率提升60%。制度创新要注重与技术创新协同，如智能合约技术在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的应用，既提高了交易效率，又保障了农民权益。同时要建立容错机制，允许地方开展差异化探索。

（四）治理协同：多元主体共治生态

  政府、市场、社会全面协同发力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非常重要。政府层面要完善政策供给，如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与省通管局联合推进的“宽带进村”专项行动，使农村光纤覆盖率两年内从68%提升至97%。市场端创新“标准引领+场景开放”合作模式，华为等企业基于标准体系开发的“智慧戈壁农业云平台”已服务河西走廊5市12县，带动节水效率提升35%。社会端培育本土化数字服务组织，临夏州成立的“数字乡贤工作站”吸纳返乡科技人才136名，开发出适配少数民族需求的双语数字应用。这种“政府定标、企业履标、社会监标”的协同治理模式，既避免了市场主体无序竞争，又防范了政府大包大揽，为破解数字乡村建设中主体协同难题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

  总之，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变革动力。本研究通过“理论-系统-实践”三维框架的构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耦合逻辑、多维作用机理及差异化实施路径。事实证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经济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将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持久动能。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theoretical foundation,system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ZHANG Wenjing

Abstract: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ory-system-practice",and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ystem mechanism,practic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rural fields reconstruc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s,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and ensures fair benefit distribu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forming an enabling mechanism of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of "technology-industry-system-subject".In view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obstruction of factor marketization,differentiated path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gradient 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re proposed.

Key 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ity;rural revitalization;logic;innovation